从骑兵袭掠到普瓦捷城外
1356年9月19日,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与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率领的英格兰—加斯科涅军队,在普瓦捷附近交战。爱德华后来通常被称为“黑太子”。战役以法军失败、国王及其幼子菲利普被俘告终,是百年战争中的重大转折,却没有当场终结战争。
会战之前,亲王率军深入法国境内,袭击城镇、夺取物资,随后向南退行。尚多斯纹章官的诗体传记记载罗莫朗坦陷落及图尔方向的进军;亲王同年十月的信也提到布尔日、奥尔良与图尔一带。约翰二世集结兵力追赶,双方最终在普瓦捷城外接近。战役不是预先约定日期的独立决斗,而是这次机动与追击的结果。
地形、补给与调停
弗鲁瓦萨尔把交战地称为博瓦尔与莫佩尔蒂的田野,描述英格兰一方利用树篱、葡萄园和灌木布阵,弓箭手守住狭窄通道,部分披甲士兵下马作战。他还记载亲王军队缺少给养,先前的毁坏使继续觅粮更困难。这样的地貌与补给条件,使骑乘机动、步战和弓箭射击同时成为作战因素。
佩里戈尔枢机主教在两军之间往返,试图促成协议。弗鲁瓦萨尔和纹章官均记载调停失败,但对谈判条件与人物发言的描述不完全相同。可以确认的是,交涉未能阻止开战;书中长篇对话则不宜当作现场逐字记录,更不能据一方的叙述确定全部责任。
骑兵进攻、步战与最后抵抗
战斗先围绕法国元帅率领的前队展开。弓箭射击伤及马匹,披甲士兵也近身交战;克莱蒙元帅阵亡,奥德雷昂元帅被俘。尚多斯纹章官说,索尔兹伯里所率后队首先承受攻击,随后与其他部队合拢。这提醒读者,行军队列中的“前后”位置不必等同于实际交战先后。
王太子查理的部队接着陷入激战,失败后退出战场;国王率领的队伍仍继续推进。亲王一方已有人员追逐败兵,必须重新集中力量应付最后一轮攻势。约翰·尚多斯、詹姆斯·奥德利及加斯科涅诸领主参加近战,约翰二世最终在抵抗中被俘。各部队移动的细节因记载不同而有争议,不宜仅画成骑兵一次冲锋失败的简单过程。
指挥协作与国王被俘
历史学家理查德·巴伯强调,亲王麾下一些指挥官在此前战役和比武中已相互熟悉;战场通信困难时,这种关系可能有助于自行判断和配合。他重建的最后阶段包括布赫领主让·德·格赖伊从后方进攻,以及沃里克部队的侧击。这是一种基于多种记载的解释,不能把每次机动都说成预先精确执行的统一计划。
弗鲁瓦萨尔对国王被俘的描写,则突出另一种混乱:多名战士争称自己有俘获权,国王和菲利普被人群围住,最后由亲王派出的贵族接管。叙述中会说法语、效力英王的德尼·德·莫尔贝克参与受降;他的经历也说明双方军队的效忠关系,不能完全按现代国籍划分。
城门、俘虏与战后行军
战败对地方社会的直接影响,包括贵族死亡或被俘,以及逃兵涌向附近城镇。弗鲁瓦萨尔记载,普瓦捷关闭城门,败兵在城外遭追击;亲王附在战报后的名单也列出多名地区领主和官员。材料足以显示统治集团遭受损失,却不足以计算当地总人口减少了多少。
英格兰和加斯科涅战士把俘虏视为索取赎金的对象。编年史描述,一些人就在战场约定赎金和归来履约的条件,另一些则随军押走。亲王没有立即攻取巴黎,而是带着国王、其他俘虏和大批辎重返回波尔多。俘虏需要看守,战利品需要运输,胜利后的行动仍受实际后勤约束。
战报怎样传回英格兰
亲王于1356年10月20日在波尔多致信伍斯特主教,感谢对方祈祷,并宣布法王与其儿子被俘。信由罗杰·德·科茨福德携带,附有被俘及阵亡者名单;主教登记簿的抄录还记下十二月收到信件的情况。军事消息因此通过使者、教会联系和书面名册进入英格兰。
这封信出自胜方统帅,着重把胜利归于上帝,并不提供完整的战术分析。名单中的人数也不能直接替代双方伤亡清册。将它与两种叙事作品对读,可以确认国王被俘等结果,同时保留对于兵力、个人功劳和详细过程的判断余地。
从国王赎金到领地安排
国王被俘并未使法国国家自动归亲王控制。随后数年的和谈与战争交织,查理以摄政身份参与国事。1360年五月谈成的布雷蒂尼协议,至十月在加来又经调整;这不是1356年战场上的即时投降书。
加来文本要求法国国王支付三百万金埃居,并把普瓦图等领地纳入英王所得区域。相关条款不仅列土地,还要求通知当地教士、贵族和城市居民改向英王服从,解除此前对法国王室的效忠义务。普瓦捷战役的政治后果,因而从一个国王的囚禁,延伸为赎金谈判、领地移交与地方效忠关系的重新安排。条约的规定与其全部兑现,仍须分开理解。
参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