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瓦塞的长期写作
古斯塔夫·福楼拜在1851年9月开始写《包法利夫人》，至1856年春形成稿本，主要工作地点是鲁昂附近的克鲁瓦塞。1910年版所收手稿说明记下从1851年9月到1856年4月的写作跨度。小说经过长期组织，并非对某一事件的即兴记录。
小说副题为外省风俗。福楼拜把医生家庭、药房、旅店、教堂、集市和商人的信用交易放在同一社会空间内，借人物往来建立小城生活的密度。写作重点并不限于婚外情本身，也在于一个人的欲望怎样被读物、谈话、商品和社会地位的想象塑造。
参考：[1]
三部小说中的家庭与债务
全书分三部，以夏尔·包法利的学生经历起笔，再叙述他行医、丧偶以及迎娶农家女爱玛。爱玛受过修道院教育，从浪漫读物中形成对爱情和高贵生活的期待；婚后日常与舞会带来的短暂体验相互冲突，使她愈益不满。家庭由托特迁往永镇，也没有解决这种失落。
第二、三部展开爱玛与罗多尔夫、莱昂的关系。与此同时，商人勒乐向她赊售物品、处理票据，消费和借款逐步积累成无法偿还的债务。爱情许诺与金融信用都让未来显得可以支取，实际后果却不断延迟到更危险的时刻。爱玛最终服毒身亡，夏尔后来也死去，女儿贝尔特被迫进入棉纺厂谋生；悲剧的代价延续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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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同语言彼此揭露
小说常使叙述贴近爱玛的感受，却不直接宣布这些感受都是事实。她眼中的浪漫景象与读者看见的琐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人物的套话、商业劝诱和自我辩护能够进入叙述，读者因而必须判断说话者的立场，而不能把每句话都当作作者意见。
农业展览会一章把罗多尔夫的求爱话语与官员的颁奖演说交错排列。私人诱惑和公共颂词相互穿插，暴露两种看似庄严的语言如何依赖现成辞藻。结尾中，善于经营声望的药剂师奥默获得勋章，又使社会奖赏与人物的实际行为形成不协调。这些结构安排让讽刺超出了对爱玛个人的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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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与单行本不是同一阶段
《巴黎评论》在1856年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次刊出小说。编辑对敏感场面提出删改，福楼拜则坚持作品应作为整体阅读。马车场面在12月1日一期被删，最后一期又删去若干段落；作者要求刊登声明，提醒读者所见已不是完整构思。
1857年4月，米歇尔·莱维兄弟出版社推出初版两卷本。勒克莱尔2013年论文公布的内政部4月23日便笺，记载主管部门已于17日把单行本送交检察机关，再次检查连载时删去而书中恢复的段落。这是出版后审查的记录，不能把送审日直接当作上市日。本文据此将单行本出版定位于4月，不强定某一天。
同年另有题名页标示“第二版”的两卷本，应与初版分别识别。皮克兰对实物的研究将其更准确地称为初版的第二次印刷，并列出拼写、标点及致塞纳尔信的校改。它不意味着小说在1857年写成两部不同作品，但也不能把同年各印本视为文字完全一致。
1857年的起诉与无罪判决
1857年1月29日，福楼拜、期刊负责人洛朗－皮沙及印刷者皮耶因小说出版被诉冒犯公共与宗教道德、违背良好风俗。检察官埃内斯特·皮纳尔着重批评感官描写以及宗教语言与情欲场景的混合，并追问作品是否缺少一个明确维护道德的声音。
律师朱尔·塞纳尔强调应当整体阅读，认为爱玛的毁灭足以说明放纵欲望的后果。2月7日，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却同时严厉批评书中若干描写。判决既考虑小说的文学劳动与整体结构，也坚持文学应有所节制，因此无罪不能等同于官方全面认可作者的美学主张。
当时评论呈现的分歧
圣伯夫在1857年5月的评论中肯定小说经过周密组织，强调作品各部分相互联系，显示作者控制形式的能力。庞马丹在同年6月的评论中却把它视为文学衰落的迹象，并从民主社会的不满、感官与想象的失衡解释爱玛。这两种读法的分歧，已超出对情节是否可信的简单争执。
诉讼让作品受到关注，但同时代评论说明，其传播不能只归因于丑闻。读者和批评者不断争论，表现人物是否等于赞同人物，真实细节是否必须附带明确教训，以及作者应不应该公开裁断。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争论，使《包法利夫人》成为十九世纪小说形式与公共道德关系的重要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