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堡上的低预算建台
1675年6月22日的建台令，指定格林尼治公园最高处、旧城堡附近为台址，要求为天文观测员及助手提供工作和居住空间。克里斯托弗·雷恩负责提供设计，军械部门组织工匠、采购和付款；经费来自出售变质火药，命令规定支出上限为五百英镑。皇家天文台由此依托既有王室土地和军械行政体系，而非另起一套大型科研预算。
此前曾考虑海德公园和切尔西学院等地点。雷恩支持格林尼治山顶：这里远离伦敦烟尘，又可以利用泰晤士河运输。施工采用伦敦塔拆除门楼的木材，以及蒂尔伯里堡的砖、铁、铅等材料。奠基发生在1675年8月10日，弗拉姆斯蒂德到1676年7月10日才入住。上述月日沿用文献旧历，任命、下令建造、奠基和入住是四个不同阶段。
王室建筑与私人仪器
建筑落成不等于仪器和人手已经齐备。早期设备依靠乔纳斯·摩尔爵士的赠与和借用，以及皇家学会的少量借助。弗拉姆斯蒂德后来在说明仪器产权时，列出摩尔赠送的六分仪和两座钟，并提到理查德·汤利赠送的测微器。仪器、计时装置与观测场所必须共同工作，才能把望远镜中所见变成可比较的位置记录。
摩尔去世后，设备归属又与其继承人发生争议。弗拉姆斯蒂德在1683年制作半径五十英寸的墙式象限仪；亚伯拉罕·夏普随后提供精密制器和计算帮助，为半径七英尺、弧度范围一百四十度的新墙式弧仪分划刻度，1689年12月开始使用。仪器升级来自长期筹资、制作与校准，不能把后来的设备全算作1675年的初始配置。
参考：[1]
测量同时记录误差
1676年7月27日致摩尔的信，为早期工作留下具体切片。弗拉姆斯蒂德早晨测太阳高度，目的是校正前一夜观测的时间，却在太阳表面发现显著黑子。他记录时刻、黑子与日面边缘的距离，绘制位置图，同时说明风摇动镜筒，妨碍继续测量，因而部分计算采用此前测得的太阳直径。
这封信没有把所有数字都当作同等可靠的直接读数，而是区分现场测量、借用的旧值与计算结果。同年十二月致汤利的信讨论黑子再次出现；1684年致威廉·莫利纽克斯的信则附图预测黑子穿越日面的路径。通信把格林尼治的观测连接到其他研究者，也保留了推测与实测之间的区别。
参考：[3]
从观测簿到公开资料
观测需要助手计算，也需要印刷经费与出版安排。弗拉姆斯蒂德靠收数学、天文学学生等途径补充收入，并自行承担部分仪器费用；政府薪俸之外的私人投入，影响了他对设备和成果所有权的理解。1694年牛顿到访时，对可靠月球观测资料的需要，又使这座台站进入理论计算的合作网络。
资料何时足够成熟、谁能决定出版，后来成为尖锐争议。丹麦乔治亲王支持出版计划，皇家学会及其访察机制介入，哈雷主持编辑的《天文史》于1712年问世。弗拉姆斯蒂德不认可这一版本，继续组织自己的整理工作。这里既有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也有国家支持、私人投入与公开成果责任之间尚未稳定的界线。
参考：[1]
记录的价值取决于怎样读取
这些观测不只服务当时的星表，后来也成为研究太阳活动的材料。卡拉斯科与瓦克罗核对弗拉姆斯蒂德通信后指出，测量太阳位置时没有提到黑子，不能直接算作“当天没有黑子”；必须区别明确报告无黑子与根本未记录黑子的情况。早期天文台的长期价值，既在连续留下数字，也在保存日期、仪器、天气、测量目的及通信背景，使后人能够重新判断证据的限度。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