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期限与革命之间写作
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始于一个尚待兑现的出版计划。伊韦特·帕朗的研究说明，雨果于1828年11月15日同夏尔·戈斯兰签约，把这部新小说纳入出版安排；到1830年，逾期交稿已经引起紧张的往来，双方重新约定期限并附违约处罚。商业交涉因而参与了作品的写作节奏，但不能解释小说的全部构思。
现存手稿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号NAF 13378。桑甘与布尔扎基的论文定位到第1叶正面作者自记：1830年7月动笔后，七月革命使写作中断，9月恢复，1831年1月15日完成。帕朗又指出，城市俯瞰段落和序言仍有后续写作。因此，作者记下的“完成”是重要阶段，不意味着正文从此没有调整。
1831年的书与1832年的增补
小说于1831年由巴黎戈斯兰出版。可核读的同年第三版为上下两卷，书前广告也明确写出两卷形式。第三版这一题名页标记应照实保留，却不能据它推算销量，更不能把它冒充没有版次标记的第一批印本。今天读到的全本还经历了下一年的扩充。
据帕朗研究，1832年朗迪埃版收入《Impopularité》《Abbas beati Martini》和《Ceci tuera cela》三个先前未收入的章节。雨果称它们原已写成，因稿件遗失而未刊；篇幅和出版商要求可能影响取舍，则是研究者的解释。写成时间、首次收入书中和后世再版，必须分别判断，尤其不能把印刷与建筑之争的整章议论直接归入1831年初版。
节庆人群与一口水
1831年文本从1482年1月6日的巴黎写起。群众涌向司法宫的节庆表演，诗人格兰古瓦把贵族、教士、商业和劳动安排成戏中的寓意人物；但作者的自负与观众的兴趣并不相同。小说让庄严机构与喧闹人群同场出现，历史城市由声音、移动和观看组成，而非仅是一幅静止的中世纪布景。
敲钟人卡西莫多在刑台上遭到鞭打和嘲弄，口渴的请求也变成人群取笑他的机会。爱斯梅拉达却走上前，把水送到他的唇边。他原以为她也来报复，随后流下眼泪。这一小小行动改变了人物关系，也使叙述中的美与丑不再仅由面貌决定：施舍、羞辱和旁观，比外形更直接地显示各人的选择。
参考：[1]
庇护没有终止悲剧
下卷中，爱斯梅拉达被押到教堂前，卡西莫多从高处跃下，将她夺入圣母院，并呼喊庇护。围观者再次改变态度，为刚才还被排斥的人欢呼。教堂既是物质空间，也是小说中能够暂时阻挡司法力量的界线；人物依赖它，读者也由此感到这条界线的重要。
但力量和善意都不能保证理解局势。后来卡西莫多把前来援救的贫民当成敌人，奋力阻挡他们进入教堂。混乱中，爱斯梅拉达被带走，最终仍被处死。结尾在蒙福孔的遗骨堆中发现两具相拥的骨架，其中男子并非被绞死。作品用这样的收束，让误解、惩罚和无力挽回的关怀留在同一个悲剧中。
参考：[1]
从石头的书走向纸张的书
建筑主题在早期文本已经出现：1831年序言把书的由来系于塔内一段即将消失的刻字，并追问人、文字与教堂如何先后被时间抹去。圣母院因此不仅容纳故事，也成为记忆如何保存的问题。文学试图留下痕迹，恰与现实建筑遭到毁损的忧虑相连。
1832年收入、后由1844年版重刊的《这个将杀死那个》，进一步把建筑比作人类曾经保存思想的巨大书籍，把印刷写成更容易复制和传播的新力量。这是叙述者的历史哲学论说，不能当成建筑必然灭亡的事实预言。小说一面想象纸张替代石头，一面又以文字重新建立教堂，扩大了个人情节之外的思想范围。
进入舞台时重新组织人物
1836年11月14日，路易丝·贝尔坦作曲、雨果编写脚本的歌剧《爱斯梅拉达》在巴黎皇家音乐院剧场上演。昂热2009年的学术报告指出，作品只演到第六场便停止；她同时提醒，不能把短暂演出史简单归为作曲者无能，当时评论、政治环境和舞台条件须分别考察。
改编本删去了路易十一、隐修女子和格兰古瓦等线索，把弗比斯改写得更英勇忠诚，也削弱卡西莫多在人物对照中的位置。独唱、二重唱和合唱要求重新分配语言，人物遂获得与小说不同的行动空间。这样的早期传播既扩大了作品进入公共文化的方式，也表明一个故事更换媒介后，其复杂性和重心会随之改变。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