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地先于医院
1686年，约翰·特奥巴尔德·弗兰克将维也纳阿尔瑟街附近的土地捐作军人医院用地。捐赠并未同时解决建房经费，伤残军人及其家属先被安置在已有的收容建筑中。1693年，利奥波德一世拨款推动的机构则兼收贫民和伤残者，功能比原先设想更广。
1697年第一座庭院建成，居民既有军人，也有平民中的贫困者。此后增建的院落使这里成为规模庞大的救济设施。1686年的捐赠奠定了院址与慈善财产的基础，收容、供养和医疗在这个早期阶段仍交织在一起。
参考：[1]
把收容设施改为治病场所
约瑟夫二世推动救济制度改革时，将病人、贫困者、老人及其他需要照护的人群逐渐分交不同机构。原有的大贫民院成为医院改造的基础，御医约瑟夫·夸林负责新院事务。集中病人和医护服务，也意味着重新安排谁应留院、谁应转往其他救济场所。
改造利用阿尔瑟街一带已经形成的建筑群。总医院于1784年8月16日正式开放。原有救济院舍由此转为以病人治疗为主要任务的医院，与其他承担贫困、养老和伤残照护的机构分工。
病床按支付能力分配
1784年总管理处发布的《告公众书》详细列出入院办法。普通医院分四类收治：第一类可住单间并携带自己的仆人，第二类为多人同室而男女分开；第三类收容已有慈善资助的人，其住院期间的资助转交医院；第四类向符合条件的贫困者免费开放。
免费并非只需口头声明。申请者须由本堂神父和负责贫民事务者出具贫困证明。雇主对患病仆人也有照护责任，家中无法安置时，可以付费送院；若连费用也无力承担，则依证明申请免费收治。医院由此把病床、家庭责任和既有救济收入连接起来。
参考：[2]
不住院也能取得药物
《告公众书》还为未到卧床程度、却负担不起医生和药物的人安排了免费诊疗。医生与外科医生在大庭院专设的厅内接诊，冬季从早八时、夏季从早七时开始；申请者同样需要贫困证明。诊疗后，所需药物可由医院药房免费发给。
这项安排把公共医疗的服务范围伸到病床之外。院内另设相对隔离的区域接收性病患者，并允许不公开姓名；康复中的病人也与其他病人分开安置。制度将诊疗、药品供给、隐私及病人分流写在同一份公开说明中，使求医者能够知道具体的入院路径。
参考：[2]
产科的保密与等级
产院对未婚孕妇等希望隐瞒身份的女性承诺保密，工作人员不得向外泄露情况。入住者将真实姓名写在密封纸条上，出院时可原封带走；若死亡，才留下纸条以便确认身份。她们还能由专门入口进入，减少被他人认出的机会。
产院同样存在付费等级。单间和较高收费的多人病室限制外人进入，最末一类则提供低费或免费照护。无力付费者需承担适合身体状况的工作；适宜哺乳者还须为育婴机构服务。获得救助与承担义务并行，是这套制度的重要特征。
参考：[2]
临床教学进入院落
医院第一庭院内安置了马克西米利安·施托尔主持的医学实践教学机构。病人集中到院，为医生培养提供了稳定场所，但不同人群承担的教学角色并不相同。《告公众书》明确规定，实习接生者和学习中的助产士只能进入产院最后一类妇女的分娩现场。
早期总医院通过病房分级、准入规则和具体观察对象，把医疗与教学结合起来。它扩大了病人的诊疗渠道，也保留了身份、支付能力与求助资格之间的差别；这些安排构成了1784年开院时实际运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