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边防与动员
1526年8月29日，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的军队在多瑙河畔摩哈赤附近击败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的军队。路易同时拥有波希米亚王位，参战者也来自多个地区。这场战斗摧毁了王国的主要野战力量，并因国王身亡引出王位继承危机。
随军王国大臣、主教伊什特万·布罗达里奇在战后留下拉丁文记述。按其叙述，贝尔格莱德此前失守后，卡洛乔大主教帕尔·托莫里承担南部边防。奥斯曼进军的消息传来，王廷召集贵族和教会力量，并向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等地求援。动员也涉及财政：王国征集款项，并获准将部分教会银器铸成钱，以维持军队。
援军未齐时的决策
路易任命托莫里与捷尔吉·扎波尧伊统军；后者是特兰西瓦尼亚长官约翰·扎波尧伊的兄弟，不能把二人混为一人。布罗达里奇估计，最终集结的军队约有二万四千至二万五千人。这是参加者的估计，不能当作逐人点验的完整名册。
军议的关键争论，是立即迎战还是等待更多援军。国王与部分大臣希望等候约翰·扎波尧伊、克里斯托弗·弗兰科潘及其他部队；布罗达里奇主张移至较安全的距离，以保存军队和王室。托莫里等人则认为，趁敌人尚未全部到齐时交战更有利。不同判断与部队的急躁相互作用，使等待的方案未被采纳。现存记述不足以将未到场援军一概解释为故意背叛。
参考：[1]
平原上的两线部署
匈牙利军队在摩哈赤附近的平原列阵，周边河流、沼泽与起伏地形限制了行动。其阵形分为两线：托莫里等将领在前，国王位于后线，步兵、骑兵和火炮分别配置。后方仍须留出展开和支援的空间，不能把整支军队想象成一次并排冲锋的骑兵队。
军队从早晨等待到下午，既观察正面，也担心敌人从侧后接近。原拟保护国王的一支骑兵被派往侧翼侦察和阻挡敌军。具体战场位置至今仍有不同重建，但布罗达里奇的叙述已表明，指挥者必须同时处理阵地、时间和局部敌情，不能只依据双方总兵力解释胜负。
短暂推进后的溃败
下午战斗开始后，前线的匈牙利部队一度迫使部分敌军后退。安德拉什·巴托里把有利消息带给国王，后线随之前进。布罗达里奇并未断言敌军此前的退却是预设诱敌，因此不宜把这一阶段写成已被证实的单一圈套。
随后，炮火、烟雾与近距离交战使队伍难以维持秩序。右翼出现退却，原有队形逐渐瓦解，败兵向河流和湿地逃散；天黑与降雨又帮助部分人脱身。布罗达里奇记得激烈战斗约持续一个半小时，但这只是其经验判断。托莫里和捷尔吉·扎波尧伊等高级人物战死，火炮等装备落入敌手。
参考：[1]
国王死亡与居民逃散
路易在溃败中失踪，后来发现遗体。战后叙述将其死亡与退却途中的溺水联系起来；布罗达里奇并未亲眼看见全过程，路线和地点也仍有研究争论。把传闻、追认的遗体与亲历战斗区分开，是理解这份史料的重要条件。
战败消息抵达后，王后玛丽携随从离开布达，向波佐尼撤退，部分财物以多瑙河船运转移。奥斯曼军随后进入布达并掠夺、焚烧城内建筑，周围居民也遭受逃亡和暴力。布罗达里奇记载，军队后来渡河离开；1526年的占领并未立即变成长期驻守。博塔尔的城市史研究还指出，奥斯曼撤走后，部分居民返回修复石造房屋，城市生活没有在战败当天永久终止。
从王位争夺到城市制度改变
国王无直接继承人，使战场损失转化为政治分裂。约翰·扎波尧伊在塞克什白堡获得支持，哈布斯堡的斐迪南则凭借王室婚姻、继承约定及另一批贵族的支持，在波佐尼被推举。两位国王竞争同一王位，战争不再只是奥斯曼与一个统一宫廷之间的冲突。
布达直到1541年才进入较长期的奥斯曼统治。博塔尔说明，此后城市被纳入奥斯曼省级行政和税收体系，旧市政组织的权限缩小，主要成为基督徒社群的代表。因而，1526年应理解为长期权力重组的重大转折，而不是一日之间完成此后一百余年全部制度变化。
记述与墓葬仍须互证
布罗达里奇明确希望反驳对本国将士的责难，其亲历价值并不意味着所有数字和解释都毫无偏向。萨托尔海伊发现的五处集体墓葬，又为检验文字提供了另一类证据。帕普等人的研究认为，多数死者应与战斗死亡相连，并反对将墓葬统一解释为战后处决俘虏的现场；其他研究者仍有不同意见。人物身份、死亡方式和战场位置，需要结合遗骨、地形与文献继续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