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堪培拉的起点
1989年11月6日至7日，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美国的部长在堪培拉会晤，启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英文简称APEC。这12个经济体横跨太平洋两岸，面对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日益密切的局面，希望建立更稳定的政策商谈渠道。
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在同年1月提出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的倡议，为会议提供推动力。会议主席加雷思·埃文斯的总结同时肯定东南亚国家联盟既有对话机制的贡献。成立过程既有澳大利亚的倡议，也依托区域内已经形成的政府交流网络。
开放协商优先于固定机构
第一次会议特别强调，各参与方依赖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亚太合作不应发展为排他性贸易集团。当时的紧迫议题，是推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功；部长们提出加强日内瓦磋商，并安排进一步商谈。
不过，1989年的共同声明认为，立即确定部长论坛及其辅助机构的固定形式还为时过早。组织以继续会晤、交换意见和开展项目起步，没有在首次会议上建立后来那样的常设秘书处。保留弹性，让发展程度和制度不同的参与方先在具体利益上合作，是这一安排的重要特征。
第一批工作从数据与技术做起
1990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确认七项工作：贸易投资数据、贸易促进、投资与技术转移、人力资源开发、能源、海洋资源保护和电信。此前高级官员已在3月和5月开会，各项目的协调方和工作组也开始活动。会议要求尽量借用既有合作渠道，避免重复设机构。
这些项目指向可操作的障碍。例如，各地贸易统计口径不同，会妨碍比较，因此数据项目首先处理货物贸易数字的可比性；贸易促进项目安排信息交换、展会、访问和培训，并让不同成员分别协调。技术转移项目则筹建信息网络、分享科技园区管理经验，电信项目关注培训和设备兼容等实际问题。
参考：[3]
从工作计划到早期成果
1991年会议记录已经能够列出具体进展：货物贸易数据初步清单形成；以新加坡贸易发展局GlobaLink为连接点的电子信息网络已建立，准备交换贸易和产业资料；科技园区手册与清单完成，相关研讨会及实地访问也已举行。这些成果不等于区域贸易障碍已经消失，却说明协作已超出原则宣言。
同年《汉城宣言》把运作方式写得更明确：年度部长会议决定工作方向，高级官员会议负责推进与准备，项目由成员代表组成的工作组落实，并由一个或多个参与方协调。宣言要求尊重不同发展阶段，以开放对话和共识为基础，鼓励私人部门参与适当活动。
秘书处与经费安排逐步成形
项目增加以后，协调、文件服务与资金管理成为持续工作。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秘书处，向高级官员会议报告，提供后勤和技术服务，并管理财务。秘书处由执行主任、专业人员和辅助人员组成；其设立决定与1989年的论坛发端应当区别，实际机构于1993年2月建立。
同一宣言设立APEC基金，由成员按部长决定的比例分担行政与业务费用，也允许公共或私人部门自愿资助活动。预算须经年度部长会议批准，高级官员监督收支，账目每年审计。1992年部长会议要求以200万美元为上限编制1993年预算建议，这是当时的编制上限，不能当成已核实的最终实际支出。
协作能力及其限度
APEC早期的制度化顺序，是先有部长对话和分散执行的项目，再通过宣言明确职责，最后补上常设行政与共同基金。秘书处最初的专业人员由成员经济体派遣，反映它的支持性角色：政治方向与项目责任仍主要掌握在参与方手中。
这一框架提供了比较政策、整理信息和共享技术经验的日常场所，也让成员在多边贸易议题上更容易持续沟通。其成效应从数据清单、培训、网络和政策协调等具体工作判断。共同声明表达目标，项目报告记录实施；把两者区分，才能看清1989年启动的合作机制怎样逐步获得实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