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两百年历史的机构为何迁址
柏林植物园的源头可追溯至1679年，1897年启动的是从舍讷贝格迁往达勒姆的新园工程。原址在波茨坦街一带，随着柏林扩张，周围高层住宅增加，烟尘、日照和空间限制日益妨碍植物栽培。旧温室需要更新，园方又希望增加树木园和按植物地理组织的种植区，近12公顷的旧址难以容纳这些要求。
副园长伊格纳茨·乌尔班参与调查城郊用地，达勒姆王室庄园内的一片耕地成为候选。1889年就任园长的阿道夫·恩格勒起初担心珍贵植物损失，以及新址离市中心大学教学活动太远；主管官员弗里德里希·阿尔托夫则持续推动迁建，并把植物园与其他科研机构的空间安排联系起来。
土地、经费与工程分工
恩格勒与建筑师阿尔弗雷德·克尔纳于1895年共同编制新园方案。1897年的筹资安排把旧园土地出售收入用于植物园迁建及夏里特医院等项目；克尔纳的工程报告记载，植物园和博物馆按初步方案拟需464万马克。到1909年，为整个工程提供的款项约545万马克，其中园地与园内建筑、博物馆分项安排，不能把它们都算作温室费用。
新址在1897年10月收获后移交，秋季开始土地整备。建筑工程部门负责挖湖、堆筑地形、道路、供水和建筑，植物园管理部门负责购置植物、种植及园内小径等工作。1899年8月30日，调整后的总平面图获得批准。新园约42公顷，主要建筑与露地植物区分置于主路两侧。
把植物地理变成可观察的场地
新园的露地布置不仅按植物名称排列花坛，也用人工丘陵和不同岩石基底呈现植物地理区域。挖湖所得土方用于修筑山地，花岗岩、白云岩、石灰岩等为植物提供不同生长条件；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亚洲及美洲等区域相继布置。能够耐受柏林冬季的植物直接地栽，其余植物夏季展出，冬季转入防霜温室。
1900年度报告记下了具体分工：树木园种植由园艺监察员Perring与植物学家保罗·格雷布纳主持；山地植物区由恩格勒指导，阿尔泰山、喜马拉雅山组及北美林地区域陆续开展种植。园丁、分类学者与建设人员由此共同把野外植物知识转为可持续管理的活体收藏。
以中国植物研究看资料如何协作
迁建期间，旧园、博物馆和新园同时运作，研究没有等到全部建筑完工才开始。1900年度报告记载，路德维希·迪尔斯联系获得了Giraldi在陕西、von Rosthorn在四川采集的大量材料。这些标本作为研究整理工作的回报进入博物馆，由迪尔斯、恩斯特·普里策尔及其他植物学者分担鉴定。
报告末尾列出的成果进一步显示这种协作：迪尔斯汇编《中国中部植物区系》，特奥多尔·勒泽纳处理其中的冬青科、卫矛科，赫尔曼·哈姆斯处理豆科等类群。标本经比较、鉴定和编排进入论文与收藏，研究分工按植物类群展开。同年度博物馆还向56位外部植物学者出借部分收藏，让远处专家能够检查实物。
参考：[2]
收藏与殖民经济相连
部分材料交流具有明确的殖民目的。1891年成立的德国殖民地植物中央机构，依托植物园研究热带经济植物，试验作物，并训练准备赴海外工作的园丁。1900年度报告列出送往喀麦隆维多利亚、布埃亚及其他试验园的活植物，运输使用沃德箱；园方也提供橡胶、纤维、木材及种植园遮阴树的鉴定和咨询。
这种交流既扩大了科研材料来源，也服务于殖民种植园经济。植物园2025年的专题报告将这一时期的收藏增长、作物转移和人员培训置于德国殖民扩张中考察。达勒姆的新设施承接了分类与植物地理研究，也承接了这些经济应用任务。
1904年至1910年的分阶段开放
新园并非在1897年即告成立并全面开放。露地区域于1904年复活节向公众开放，博物馆收藏于1907年4月迁运完成，同年9月高大棕榈等活植物的搬迁告一段落；展示温室到1909年春才开放。1910年5月24—25日，恩格勒主持正式开园庆典。
博物馆新楼把标本收藏、图书馆、研究室和讲堂集中布置，靠北的工作间利用较稳定的日光进行显微观察。活体栽培、保存标本与文献检索获得相邻而有分工的空间。达勒姆迁建由此成为一次科研基础设施重组，保留并扩大了原有机构的研究和教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