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后联络恢复组织

1951年的社会党国际承继欧洲劳工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合作传统,但其制度形成经过了战后数年的试探。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原劳工与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基础,流亡伦敦的社会主义者通过英国工党保持联系,战争结束后才逐步恢复跨国会议。

1946年5月,19个政党的代表在英国滨海克拉克顿会面,设立附属于工党秘书处的信息联络机构。1947年安特卫普会议又将咨询委员会改组为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委员会,简称COMISCO,每个成员党都有代表。共享信息和准备会议,先于重新建立国际组织的决定。

参考:[1]

法兰克福大会的参与者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代表们在西德法兰克福集会,把已有国际会议改组为社会党国际,并将这次会议列为第一届大会。英国工党的摩根·菲利普斯出任主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埃里希·奥伦豪尔与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莱维担任副主席,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担任秘书。

参会团体包括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国际支部、北欧社会民主党,也有印度、日本、加拿大和乌拉圭的政党,以及多个东欧和西班牙流亡政党。成员单位是政党及有关组织,不能把代表团名单理解为参加政府间条约的国家名单。

参考:[2] [3] [4]

原COMISCO转为理事会,其小组转为执行局;秘书处设在伦敦,承担持续联络。共同机构依靠成员同意来加强联系、协调政治立场,各党保留处理本国事务的自主空间。

布劳恩塔尔对成立章程的记述显示,每个有表决权的党各有一票,不按党员人数分配;理事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负责协调政策、选举领导、批准预算和规定会费,执行局与秘书处处理执行工作。会费因而属于维持共同机构的制度安排,但现有材料不足以给出1951年实收总额,不能用后来预算代替。

参考:[1] [4]

共同纲领怎样容纳差别

大会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通常称《法兰克福宣言》。它主张自由选举、反对党权利、独立司法和个人自由,批评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也明确拒绝一党专政和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政治模式。文件同时承认,成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宗教或人道主义等不同思想出发。

经济纲领要求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改善和对经济权力的民主控制,却没有规定把全部生产资料国有化;它容许农业、手工业及中小企业中的私人所有。这种共同原则与多种制度路径并存的写法,为背景不同的政党提供合作基础,但不等于各国已经实行同一套政策。

参考:[5]

从宣言到后续会议

合作的最初成果还包括持续编发文件。经考订的出版书目列有1951年第一届大会报告、布劳恩塔尔提交的1951—1952年度活动报告,以及后来出版的第二届大会记录。它们显示组织以通报、工作报告和代表大会把一次性集会变成连续程序。

1952年10月17日至21日,第二届大会在米兰举行。《世界报》当日报道,大会呼吁占领德国的四大国加紧筹备会议,以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选举推动德国统一。这里可核对的是共同外交主张的形成;大会没有替各国政府达成协议,也不能把这项呼吁当作已经产生统一结果。

参考:[1] [6]

欧洲中心与反殖民批评

跨国政党网络并未消除国际主义内部的张力。米尔福德与麦肯依据肯尼亚政治活动家约瑟夫·穆伦比的交往档案指出,亚洲与非洲社会主义者很快质疑社会党国际在去殖民化问题上的承诺。1953年成立的亚洲社会主义会议提供了另一处讨论和组织反殖民合作的场所。

穆伦比通过这些网络接触欧洲社会主义者,既寻求支持,也批评其行动不足。这说明,社会党国际的历史不能只用共同宣言或成员扩张来概括:协调机构使对话得以继续,而殖民政策、国内政治和各党自主权又限制了共同立场能走多远。

参考:[7]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