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岛战役：空降、撤离与占领的代价

1941年四月，希腊本土战局崩溃，克里特岛成为盟军撤退后的集结地。苏达湾港口和北岸机场既能支持东地中海行动，也暴露在德军由希腊及爱琴海岛屿出动的飞机面前。岛上山地阻碍南北交通，物资大多仍须通过北岸进入。

新西兰将领伯纳德·弗赖伯格统率由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希腊部队组成的守军。许多从本土撤来的士兵缺乏重武器和车辆；运输不足又限制了机动预备队的组织。德方由第四航空队统筹，库尔特·施图登特的第十一航空军负责空降作战，第八航空军提供轰炸和战斗机支援。

参考：[1]

“水星”行动以占领机场、再空运大批增援为核心。5月20日早晨，德军轰炸马莱迈、干尼亚及苏达湾地区，滑翔机和伞兵随后投入；下午，又向雷西姆农和伊拉克利翁空降。不同登陆群彼此隔离，最初未能按计划迅速取得机场。

伞兵在降落和寻找武器容器时遭到地面射击，有的部队落错地点，通信器材也在投放中损坏。守军并非全无准备，隐蔽在果园和高地上的阵地使德军付出沉重损失。德方指挥部一度因运输机多数返航而误判进展，直到侦察和电报传回才逐渐认清困境。

参考：[1]

马莱迈附近的107高地俯瞰机场，是争夺的关键。空袭切断守军电话线，基层单位之间也难以联系。新西兰第二十二营营长莱斯利·安德鲁在20日夜决定向后方阵地收缩，部分仍在抵抗的连队随后撤出。局部阵地的撤离，使德军得到扩展落脚点的机会。

21日下午，第五山地师开始乘运输机降落。机场仍受到炮火威胁，但德军逐步清除残骸，维持飞机往返，把步兵、火炮和补给持续送入。空降阶段缺少重装备的突击群，由此转为有能力向东推进的地面部队；守军在其他机场的抵抗，无法抵消西部补给条件的变化。

参考：[1] [2]

安德鲁·坎宁安指挥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原先判断空降必须依赖海运重装备，故把拦截运输船队作为首要任务。5月21日至22日夜，舰队打击接近克里特的德军海运船队，使其无法按计划增援。

这项成功没有切断马莱迈的空中运输。英国舰只在缺乏稳定战斗机掩护的海域遭到连续空袭，巡洋舰和驱逐舰接连损失。制海力量仍能拦船，却难以安全地停留在北岸、长期维持岛上的供应线，守军的处境因而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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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月28日，苏达地区部队已沿山路向南岸斯法基亚退却，后卫逐段掩护拥挤的纵队。道路并不直通海滩，最后一段须步行下山。希腊国王及大臣此前也在新西兰士兵和克里特人保护下越山，于22日夜从南岸登舰离岛。

海军按夜间窗口撤运，以尽量缩短白天暴露于空袭的时间。伊拉克利翁守军于28日至29日夜登船；斯法基亚最后一批舰只在6月1日凌晨离开。不断变化的人数报告、船舶受损和粮食匮乏，使撤运无法覆盖所有部队。留守军官收到同敌军议降的指令，部分后卫也被留在岛上。

参考：[2] [3]

岛上居民参与抵抗，战役结束后承受的后果也超出了军队伤亡。1946年2月22日纽伦堡法庭庭审中，苏联检察官援引希腊政府正式报告，列举克里特村落被烧毁的情形，其中包括记录写作Kanados的坎达诺斯；德军将村庄破坏说成对当地人员抗击伞兵的报复。

这份报告还描述了因处在游击队活动区而被毁的村落。对于当地社会，空降战并未随着盟军撤退而结束：作战区域转为占领区，住房和村落遭到毁坏，居民的生存环境受到持续冲击。

参考：[4]

战后调查也追问战俘在战斗中的处境。施图登特于1946年5月在吕讷堡英国军事法庭受审，八项指控涉及强迫战俘从事军事劳动、杀害战俘及医院遭袭等事件。审理区分了现场行为是否发生，以及指挥官是否应承担责任。

法庭认定三项指控成立并判处五年监禁，但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报告明确记载：裁断和刑期未获上级军事机关核准。这一程序结果不能简化为已经生效的定罪，也不能据此抹去证言所记录的战俘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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