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日内瓦故事到长篇小说
1816年夏天，十八岁的玛丽·戈德温，也就是后来以玛丽·雪莱之名写作的作者，与珀西·比希·雪莱、克莱尔·克莱尔蒙特来到日内瓦附近，同拜伦和医生约翰·波利多里交往。阴雨天气中的鬼故事阅读与写作竞赛，是《弗兰肯斯坦》构思的重要背景。她于1817年春完成小说主要写作，1818年问世时已经二十岁。
玛丽在1831年为新版所写的导言中回忆，关于生命原理的谈话激发了一个造物者被自身创造惊吓的幻象。这份回忆说明她怎样理解创作起源，但写于事隔十五年之后，不能当成1816年的逐日实录。由短篇构想到长篇的过程，还须同保存下来的草稿及通信互证。
二、草稿、协助与匿名初版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保存的草稿和誊清稿，使这部作品的形成可以逐页考察。手稿以玛丽的笔迹为主，也可辨认珀西提出的改动。数字档案把原先笔记本的排列与小说章节次序并列展示，既呈现协作，也明确区分两人的书写，不能因存在编辑性帮助就抹去玛丽的作者身份。
1818年1月1日，伦敦拉金顿、休斯、哈丁、梅弗与琼斯出版三卷本《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初版没有署作者姓名，献给玛丽的父亲、思想家威廉·戈德温。匿名出版、献辞与珀西参与写作的序言共同造成了作者身份的猜测，也影响最早一批评论怎样解释此书。
三、三层叙述中的创造与遗弃
小说从探险者罗伯特·沃尔顿寄给姐姐的书信开始。他在北方冰海遇到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听其讲述自己在因戈尔施塔特研究生命、造出一个具有意识的生命后立即将其遗弃的经历。维克多的叙述又包入造物的自述，最后回到沃尔顿所在的船上，形成层层转述的结构。
“弗兰肯斯坦”首先是创造者的姓氏，造物在原著中没有正式姓名。它不是从头到尾只会破坏的无言怪物，而是学习语言、阅读并渴望被接纳的叙述者。不同声音让读者看到创造者的恐惧与被造者的孤独，责任判断因而不能只听维克多一方。
参考：[1]
四、知识、感情与责任
造物从德拉西一家生活的旁观者变成读者，接触《失乐园》、普鲁塔克《名人传》和《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书让它理解社会、情感和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却也加深其无亲无友的处境。它要求维克多为自己制造伴侣，而维克多最终毁掉未完成的女性造物，冲突遂进一步恶化。
由此读来，小说的恐怖不仅来自生命被制造，还来自制造之后拒绝承担关系与照护。题名中的普罗米修斯把求知、越界与惩罚放在同一视野中。小说并未提供可复现实验方案；其文学力量在于让知识追求同家庭、同情与社会排斥发生冲突，而不是证明某项技术必然有罪。
参考：[1]
五、最初的评论并不一致
沃尔特·司各特在1818年《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的评论中肯定小说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但对造物迅速学习语言与知识的可信度提出疑问。他还误把作者认作珀西·雪莱。赞赏和疑虑并存，显示当时读者已经在追问：承认一个超常前提后，人物感情和行为是否仍然可信。
同年《英国评论家》的书评则把得知作者是女性当作加重批评的理由。罗宾逊编订的年表保留了这一评论线索，说明作品接受史受到性别期待干扰。早期评价既非一致赞誉，也不能简化成所有读者只被外貌恐怖吸引。
六、舞台传播与新版重写
1823年7月28日，理查德·布林斯利·皮克的改编剧《妄想；或弗兰肯斯坦的命运》在伦敦登台，把故事带给剧场观众。戈德温借演出热度安排小说再版；8月出版的两卷本已在书名页署明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雪莱。作者本人也观看了演出，并在通信中讨论演员怎样表现无名造物。
1831年修订本收入新的创作导言，对正文作了多处修改。它与1818年初版不是可随意互换的同一文本，研究人物动机和思想重心时应注明版本。小说、剧场与再版相互推动，使一个青年作者的作品持续进入公共文化；返回早期印本与手稿，则能辨别后来流行形象同原著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