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卫生机构改组而来
1964年7月18日的政令把法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改组为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法文简称 Inserm。新机构承接既有人员和研究活动，由公共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曾长期主持法国中央卫生行政工作的欧仁·奥雅勒出任首任院长。名称同时保留“健康”与“医学研究”，也体现了公共卫生职责与实验医学扩张之间的联系。
推动改组的力量包括政府科研协调机构，以及要求把医院诊疗与实验室研究连接起来的医生群体。历史学家让-弗朗索瓦·皮卡尔特别指出，科学与技术研究总代表处参与推动了这次转变；肿瘤学家乔治·马泰则参与建立专门科学委员会。
医院改革提供了组织基础
研究院成立前，法国已经形成若干医院研究据点。克洛德·贝尔纳协会支持的实验室分别研究白血病、肝脏病、肾脏病、过敏和生物化学等问题。研究人员既要接触病人，也需要仪器、实验技术和能够持续工作的团队，单靠临床医生业余进行研究难以满足这些需求。
1958年以罗贝尔·德布雷为重要推动者的医院与大学改革，把医疗、教学和研究纳入大学医院中心，并推进医生全职制度。1964年的改组沿着这一方向，把分散的专长纳入国家研究组织；其早期重点包括癌症、遗传学、免疫学与分子病理学。研究院的活动因而通过医院和研究单元展开，而非集中在一所校园。
用委员会和职业岗位组织研究
1964年11月23日，预算国务秘书罗贝尔·布兰向参议院解释，新制度扩大了行政委员会，并设立二十人科学委员会和专门科学委员会。行政管理之外增加学科专家的参与，使不同方向的研究拥有讨论和协调的组织渠道。
同年的人员制度改革也很重要。5月12日的两项政令分别涉及研究人员及合同制技术、行政人员，使其待遇制度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相应人员衔接。研究不再只是负责人提出课题，还需要招聘、技术操作、资料处理和日常管理；研究岗位与技术岗位必须一同增长。
参考：[2]
预算中的初期扩张
政府提交的1965年预算安排，显示了改组后的规模与地理布局。研究院运行经费拟新增492万法郎，用于增聘155人，其中包括68名研究人员和74名技术人员。经费增长与招聘计划相配合，为新研究单元配置人手。
设备建设方面，拟列入2,270万法郎的项目授权额，用于启动七个新研究单元：巴黎两个、克雷泰伊两个、里昂两个、波尔多一个。项目授权额表示获准开展建设的财政承诺范围，与当年实际支付额不同。这些安排表明，研究院一开始就在巴黎地区之外布局，并把专门设备、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作为同一项建设来筹划。
参考：[2]
维勒瑞夫的统计学合作
一项具体成果来自巴黎近郊维勒瑞夫的统计研究单元。1967年，丹尼尔·施瓦茨与约瑟夫·勒卢什以该单元和研究院为署名机构，合作发表讨论治疗试验设计的论文。他们提出，试验开始前必须分清目的：是理解一种治疗产生作用的机制，还是帮助医生在现实条件下选择治疗方案。
论文用一个假设情境说明差别：比较单纯放射治疗与先用药三十天再放射治疗，如果为保持条件一致而让对照组也等待三十天，可以帮助分析药物作用，却未必回答哪种实际治疗安排更值得采用。研究目的改变，病人选择、结果指标、费用和退出试验的处理也会随之改变。两位作者把临床问题转化为统计设计问题，文末还感谢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计算服务中心在英文文本及讨论上的帮助。
参考：[3]
新的方向与持续的张力
这项论文展示了研究院内部的一种协作方式：统计人员不只是替医生计算结果，而是参与界定研究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不过，生物医学的发展并没有消除公共卫生研究。贝尔利韦对机构史的研究指出，从卫生研究所转变为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是跨越数十年的过程，人口健康调查与实验研究之间始终存在资源和地位的张力。1964年是这段转型中的制度节点；此后的成果来自研究单元、医院、专业委员会及国际同行之间持续的具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