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0年开建的港口堡垒
里卡索利堡位于马耳他卡尔卡拉、瓦莱塔大港入口的岬角上。圣约翰骑士团于1670年开始建设这座海岸棱堡，它属于意大利军事工程师安东尼奥·毛里齐奥·瓦尔佩加规划的港区防御体系。骑士乔瓦尼·弗朗切斯科·里卡索利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建设经费，堡垒因而得名。
陆向防线、临海炮台和朝向港湾的城墙共同构成堡体，城门控制人员出入。十八世纪骑士团继续完善外围防御，英国接管马耳他后又调整其武备。这一军事设施到1837年霍乱流行时被临时用来安置病弱居民，医疗用途发生在建堡一个多世纪以后。
从弗洛里亚纳救济院转入堡内
1837年6月9日，弗洛里亚纳的奥斯皮齐奥救济院出现霍乱病例。这座机构收容年老、贫困和体弱者，疾病很快在住民中扩散。总督亨利·弗雷德里克·布弗里决定将住民转往港口另一侧的里卡索利堡，希望利用其相对隔离、空气流通的地势减轻疫情。
曾任马耳他首席法官的约翰·斯托达特在亲历者回忆中记载，转移命令于6月13日下达，执行时却发生延误。后来的医疗史研究把渡船运送集中在13至14日；阿尔弗雷德·博尼奇记述，原有约750名住民中的645人被转移。大批脆弱的老人同时进入堡内，原有空间及服务安排难以承受。
疾病使照护力量同时减少
转移未能阻止死亡增加。斯托达特记载，普通掘墓人拒绝继续承担埋葬，政府于是征用囚犯搬运和掩埋死者。博尼奇的研究进一步列出6月18日、19日释放两批囚犯执行这项工作的记录；部分人因违纪被再次收监。收治病人之外，遗体处理和维持秩序也成为迫切任务。
堡内医护人员同样面临危险。朱塞佩·德·萨尔沃、安东尼奥·格雷克等医生随住民工作，加维诺·波尔泰利等人也加入救治。到6月21日，部分医生患病，不得不离开堡垒返家治疗；另有患病管理人员和医生仍留在现场。关门维持秩序的措施又妨碍其他医生进入，使照护更加困难。
斯佩兰扎重新组织临时医院
6月21日，医生安东尼·斯佩兰扎接管里卡索利堡的医疗管理。他增加医护人员，重新安排医院事务，并组织处理积留的遗体。当地医生、护理人员、神职人员与承担搬运工作的囚犯，组成了这个临时收治点实际依靠的工作队伍。
总督于6月25日到堡内检查，对医护及宗教照料安排表示满意。然而，管理恢复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约瑟夫·加莱亚根据当时记录指出，此时已有275名住民死亡。疫情中的医疗能力取决于人员是否能够持续在岗、病人是否得到照护，以及运输和埋葬能否配合，远超单纯把人移入一座坚固建筑。
病因争论进入救治现场
1837年的医生对霍乱如何传播意见分歧。一些人相信病人及其接触物能够传染疾病，另一些人则把病因归于污浊空气和环境。英国官方力图使公众相信霍乱不具接触传染性，部分受意大利医学影响的本地医生却对此存疑。对危险的不同判断直接影响了接近病人、招募医护和安排隔离的做法。
斯托达特批评当局在疫病逼近时准备不足，又指责许多医生迟疑不前。加莱亚对医疗记录和当时报刊的比较显示，照护失序之外，也有本地医生主动救治并在工作中患病。里卡索利堡的经历后来被卷入英籍与马耳他医生孰优孰劣的争论，亲历者的指责需要与具体人员的行动一并理解。
临时收治留下的公共卫生记录
随着疾病扩散，里卡索利堡被纳入更广的应急安排。6月19日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参与处理霍乱事务，政府陆续征集医生，并公布每日新增病例和死亡数字。斯托达特认为，持续发布数字使公众能够了解危险程度；博尼奇收录的8月27日报表则显示，病例、死亡和康复已按地点分别登记。
这些记录使后人能够追踪应急医院的管理、人员损失及疫情变化。堡垒曾因远离拥挤城区、便于控制出入而被选中，但其医疗作用最终依赖临时组织起来的照护体系。里卡索利堡的医疗史由此呈现出一场具体的1837年救治危机，以及军事空间转用于公共卫生时所遇到的限制。